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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尚希:从“长个子”到“长精神”,社会化改革需发力

2019/8/14 9:59:21

刘尚希:从“长个子”到“长精神”,社会化改革需发力

【编者按】12月9,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,分析研究2017年经济工作。会议指出,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,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,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,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,坚持宏观政策要稳、产业政策要准、微观政策要活、改革政策要实、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,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,适度扩大总需求,加强预期引导,深化创新驱动,全面做好稳增长、促改革、调结构、惠民生、防风险各项工作,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。如何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?当下的改革还存在哪些认识误区?“思想汇”栏目约请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撰文,就上述问题阐发观点。

 

 

我国现阶段的发展越来越具有整体性特征,这种整体性的特征就是要求各个维度都要通过改革来促进发展,这种发展既有经济的发展、也要有社会的发展。经济的新动能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、创新驱动是当前最流行的说法,其实都与社会化改革有内在关联。没有社会化改革,这些方面的问题都难以根本解决。 

 

 

供需脱节不仅仅是经济自身的问题

 

 

讲到供给侧,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缺乏安全有效的供给,所以,消费外流达到了上万亿的规模。如奶粉、电饭煲,甚至马桶盖,消费者都抢着买国外的,其途径是出境旅游购物或通过电商网购。这些事例经媒体放大以后,给人的印象是,我们的供给不少是无效供给。再加上传统产能普遍过剩,更是形成一种感觉,现在的问题都是供给的问题。

 

 

但这些供给方面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呢?分析和研究的人不少,普遍的看法是经济自身的问题。没错,它确实是一个经济现象,不过从更深层次来观察,问题不仅仅在经济自身。消费者都希望买到有品质的、安全的产品和服务,可问题是这些东西怎么才能生产出来呢?是不是有了什么样的需求,就会产生相应的供给?其实,这是不确定的。供给与需求脱节,仅仅从经济本身难以找到答案。这是因为,经济系统不是孤立的,经济主体、经济行为、企业家、投资者既在市场,也都嵌入到更大的社会系统之中,并受社会系统的深层影响。例如,地球自成一个系统,但受太阳系这个更大系统的影响,而且这种影响是根本性的、长期性的。

 

 

市场通过竞争有一定的激励约束作用,但是,仅仅靠市场竞争不会自发产生安全有效的合意供给。譬如,在政府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,如果假冒伪劣的产品可以在市场上畅通无阻,那些有品质的、安全的供给从何产生?这样会产生一种逆向淘汰的结果,劣币驱逐良币,安全有效的供给就会严重不足。

 

 

任何一个做企业提供产品或服务的人,都是社会的人,都会嵌入到一定社会环境之中。作为社会的人,应当是讲良心、讲道德的,如果他是一个纯粹的经济人,为了经济利益不择手段,这时你能指望有安全有品质的供给吗?在社会约束、法律约束都很弱的情况下,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纯粹的市场竞争,既不会自动产生道德和良心来约束,也不会自动产生规则、标准和法律。所以,真正安全有效的供给既来源于市场竞争本身,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社会对市场的约束,以及政府对市场的有效监管。仅仅靠市场,不会产生安全有效的供给,也无法解决供给与需求脱节的问题。很显然,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,那就是社会与市场的关系。而要发挥社会对市场的引导、约束功能,其前提是要解决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。

 

 

实现创新驱动,提高劳动生产率,从何而来?这离不开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,以及社会与市场关系的构建。在这方面没有实质性的突破,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很可能是“半拉子”的。经济创新要靠社会创新。社会创新是经济创新的上游,必须要有活力,唯有源头活水,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才能真正落地。

 

 

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。在这里,“社会”的含义是广义的,包括文化、社会事业和社会组织等方面。这些方面的改革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已经明确提出,但是,现在看来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。当前的改革是什么样的状况?改革进入深水区,偶尔也存在空转打滑的现象,就是说改革难以真正落地。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自然也在其中。这是为什么?尽管原因很多很复杂,但其中最重要的是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,改革的顶层设计不到位。

 

 

各项改革都应回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个总目标上来

 

 

全面深化改革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,顶层设计不可或缺。那么,如何实现改革的顶层设计到位呢?

 

 

首先,要避免认识上的两个误区。一是“工程思维”。工程思维是以力学原理为基础的,其特点是确定性。任何工程设计都是以确定性——力学规律为前提的。而改革属于社会工程,是以社会科学为基础的,其特点是不确定性。任何一项改革,都无法找到像力学规律一样的确定性来支撑顶层设计。从理论上讲,改革失败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工程失败的概率。所以,改革的顶层设计不能有像盖房子那样的工程思维,要预计到有大量的不确定性在等着我们,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依然要“摸着石头过河”。千万不能以为,只要文件一发,改革的进程就可确定了,改革的目标就会指日可待。二是上层设计等于顶层设计。顶层设计的真正内涵是:整体设计+上层设计。没有整体思维的顶层设计将会使改革部门化、碎片化,导致改革难以落地。在改革推进过程中,改革不协调、不相容,甚至相互掣肘的现象普遍存在。这是缺少整体思维、没有“总设计”的结果。

 

 

其次,改革的顶层设计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总目标上来。只有回到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上来,我们才能把现有的五花八门的改革理出一个头绪,形成一个“总设计”。改革,既要问题导向,也要目标导向,两者必须有机结合。如果只有问题导向,改革就会陷入碎片化,就有迷失方向的危险。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的改革总目标,简化地说,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。国家治理的现代化,意味着新时期的改革是国家治理的改革,国家治理的改革也就是要重塑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,使之适应我国当前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。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来表达,就是要重构生产关系以适应当前生产力发展的状况。

 

 

有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,我们的脚长大了,但是鞋子还是以前的,大脚穿一双小鞋走路,会很别扭,走不快、也走不稳,我们要打造一双新鞋,这双新鞋就是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。问题是,国家治理结构究竟是什么呢?这要具体化,不能停留在一个抽象概念上。

 

 

社会化改革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短板

 

 

谈到社会化改革,主要涉及社会与市场的关系问题。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是一种互动的关系,也是一种互补和相互制约的关系。前面说的供给问题,如果社会对市场形成有效的约束,如果企业家都有社会责任意识,有企业家精神;在经济领域活动的各个主体都有一种职业良心、有做事的底线、有工匠精神,供给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会大大减少,老百姓各种各样的担忧、消费的外流也不至于像今天这么厉害。当然,消费的外流是很自然的,全球化了,会在旅游的时候买一些国外有特色的产品。但是像奶粉这种生活必需品普遍去买国外的,实际上反映了消费者对国产品的不信任,有一种不安全感才会导致这种局面。

 

 

很显然,在这里有政府的问题,标准陈旧、且不合理,监管不到位,法治不健全;同样,社会自治也是不到位的,社会没起到约束市场的作用,不但没能为市场导航,反受市场侵蚀。伦理道德、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缺失;而唯利是图,不择手段,不讲诚信成了突出问题甚至现象。企业家精神、工匠精神的缺失,就反映出社会发育严重滞后于市场化。缺乏社会约束的市场肯定是不健康的市场,是功能残缺的市场,不是一个有效的市场。创新意识不足,投机、泡沫、短期化等等这些现象都是从中衍生出来的。

 

 

从中不难看出,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这个维度的改革太弱,社会与市场的关系没理顺,单兵突进的市场化改革也难以深化。从整体观察,各个维度的改革是相互关联的,在当今改革发展新阶段,再沿着过去改革的路径,主要在市场化改革上发力是远远不够的。在新的条件下,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,以社会化改革来深化市场化改革,以社会化改革来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,来重构国家治理结构。

 

 

我们过去30多年的发展主要是在体魄上,主要是长个了,像青少年一样,现在不仅需要强健的骨骼,更需要健康的心理和成熟的精神。以政府与市场关系为主线的市场化改革,实现了“长个”的目标,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。但不能满足于此,以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为主线的社会化改革,则要实现新的目标:长精神,以社会的发育来促进市场的健康,以社会理性来引领经济理性,以价值理性来引导工具理性。进入知识经济时代,社会公共价值不仅体现在对人行为的约束上,也更多体现在产业结构、企业价值和产品附加值上。不体现文化、社会价值的产品,其附加值就难以提高。

 

 

总之,中国全面的发展、整体的发展,需要全面的、整体的改革,即构建一个新的国家治理结构。我们要以社会化改革来推动整个国家治理结构的系统性重塑,尽管经济的改革、市场化的改革并未完成,但当前迫切需要破题的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。科技、教育、卫生、文化等方面的改革都应纳入到这个维度来统筹考虑、整体设计。

 

 

(作者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)